新兴经济体的持续高速增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情况。如果以GDP为参数，那么我所谓的“高速”是指超过7%，而“持续”则意味着25年以上。这并不是一种严格的界定，不过，同为持续高速增长经济体，不同个体还是会表现出一些相似的特征。以这种速度增长的国家在国民收入和财富增长方面会有巨大变化。如果GDP年均增幅达到7%，那么，国民收入每10年就能增长一倍。

以我上面的定义衡量，有11个经济体实现了所谓持续高速增长，其中有8个在亚洲。这11个经济体是：博茨瓦纳、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台湾和泰国。由于人口的增长，这些经济体人均收入的增幅要低于其总体GDP的增幅。中国是最新进入这个名单的国家，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GDP增长最快的国家。

印度目前也已进入高速增长期。尽管印度的增长能否持续、能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但持续高速增长的基本要素印度似乎都已具备，而且，总体感觉是，我们有理由对它表示乐观。

很显然，就像这些经济体所显示的那样，以这样的速度增长是可能的，不过，这样的速度没必要成为一种目标。目前我们尚无证据能证明，所有国家都能达到这种速度，即便是那些从收入水平衡量已达到类似阶段的经济体。

而有些结论已很明确，首先，能大幅改善人民生活、增强人民创新自由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高增长率越来越容易实现了，其次，认识到这种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具有重要意义，对发达国家、国际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等希望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的各方也都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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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的收入增长大致来自三个途径，(1) 投资，(2)技术或应用知识，(3)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比例上升。在增长的早期阶段，第三方面很重要，因为在这个阶段，将传统行业的劳动力吸引到新的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是一股重要的推动力。

虽然每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经济体在某种程度上说都各有不同，但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比如，所有这些经济体都有一个功能良好的市场经济，市场上存在价格信号、激励措施、权力分散等诸要素，且对私有财产权有足够的认可，这样才能鼓励投资。希望通过中央计划来绕开上述这些必要条件的做法都会遭遇严重的资源错配和失败。

高增长同时会伴以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即使是在早期阶段人均收入还不高的时候也是如此。这里的“高”储蓄指的是储蓄额达到或超过GDP的25%。在这方面，中国又是遥遥领先，其储蓄率达到了GDP的35%-45%。

投资里面的一个重大要素是在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领域投资，这两个方面都非常关键，因为它们能增加民营领域的投资回报水平，而民营领域投资是增长过程中的一股立竿见影的力量。

第三个关键要素是资源流动性。如果还是让每个人都从事他们以前的工作而不是效率更高的岗位，这些高增长经济体不会实现它们后来取得的生产力增幅，这一点与从宏观经济角度得出的某些结论刚好相反。在这些经济体中，经济活动内容的变化非常迅速，这一点被熊彼特(Schumpeter)称为“创造性的破坏”，罗密(Paul Romer)则称之为“持续搅动”(Churn)。

从企业和产业层面上看，一些新的企业和产业诞生了，而其他一些则衰落或消失了。如果你以5年为一个间隔对某个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作一个粗略考察，会发现变化是惊人的。如果以15年为一个时间段进行考察，你在下一个时间段会发现某些国家已经从这一类经济体的名单中消失了。韩国目前已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制造中心，但它曾经是。日本也属于这种情况，虽然日本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已是上一代人记忆中的事了。即便是西班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上也曾经出现过劳动力过剩的局面，这些过多的劳动力要么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要么出口到了国外，要么就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初期阶段，大多数人口通常主要从事农业。这些传统产业经常出现就业不充分的情况。人们开始向城市以及新兴产业转移，那里在新增投资的推动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由于劳动力充裕，传统产业的产出并不会因此而蒙受什么损失，因此全社会总的劳动生产率得以大幅提高。这种人口的跨地区、跨行业流动并不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副产品，而是它的基本因素。

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和就业人口人均GDP增长率间的差额大约为1个百分点，与中国农村人口每年的下降幅度十分接近。需要指出的是，人口向高增长地区及高增长产业的转移是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中国而言，每年有1%的人口迁往城市，量化下来就是1,300万人，与此相配套的基础设施、教育和公共服务都需跟上才行。

随着人口的迁移和生产率的提高，所有人的境况都可能有所改善。但最先进入新领域的人生产率更高，收入也会更高。其结果就是收入不平等加剧的趋势更加明显，持续的时间也会更长。尽管这是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但却带来了挑战。收入和财富的过度不平等不但是许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还具有社会和政治上的破坏力，并可能危及到对政策和国营部门投资的支持，而这两个因素是维持增长进程的原因之一。因此，需要通过收入或医疗、教育、退休金等其他重要服务领域的再分配缓和这种情况，并确保进入基础设施领域（供水、运输、电力）的过程是公正合理的。

阻碍人员和资源流动的部门和政策也将会阻碍增长，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这种情况。不过从保护大众免于完全受到市场力量影响的角度出发，这类政策仍然具有合理性。但这些保护措施最好是过渡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更好的做法一般是保护大众和收入，而不是工作岗位和企业。后一种做法会妨碍私营经济对竞争的反应，并且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说代价太大。

也许持续高速增长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拉动全球经济的需求和资源。这条原则目前还没有出现过例外。所有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情况基本都包括出口领域成为增长的推动力，以及进出口相关行业占GDP比重的上升。事实表明，战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都离不开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在过去55年里贸易和投资壁垒系统地降低，以及运输、信息和通讯成本的大幅下降都提高了融合的程度。这些趋势的共同影响使全球经济日益成为潜在增长的强大推动力。

（编者按：本文作者Michael Spence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名誉教授，独立机构发展中国家增长委员会的主席。本文分两部分，敬请关注近日推出的后续报导。）